【摘要】 电影《扬名立万》（2021）讲述民国电影人将现实血案拍成电影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有丰富的历史原型。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 图） 自
电影《扬名立万》（2021）讲述民国电影人将现实血案拍成电影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有丰富的历史原型。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图）
自从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首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来，侦探小说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侦探小说已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类型特征。本系列文章将关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早期摄影术与PS技术、女性侦探与儿童侦探形象、侦探小说中的“实验”与“化验”，及“恶搞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等内容，意在勾勒百年中国侦探小说诞生之初的趣味内容和基本面貌。
2021年11月12日上映的电影《扬名立万》，主要讲述了一群民国电影人将一起轰动一时的真实血案拍成电影的故事，片中融入了推理、喜剧、迷影文化等元素，是2021年国产悬疑片的水准之作。距今一百年前，民国电影人确实曾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血案搬上银幕，并引发观影热潮，这就是电影《阎瑞生》（1921），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
1920年6月7日的“阎瑞生谋财害命案”一度轰动上海滩。银行买办阎瑞生因赌欠债，看到福裕里怡红院名妓王莲英身上首饰价值不菲而见财起意。王莲英曾在1917年当选过新世界首届“花国总理”，从此身价倍增。阎瑞生伙同洋行同事吴春芳和方日珊，向朋友朱老五借汽车假意邀王莲英出去兜风，后将其勒毙于徐家汇麦田，抢走其身上贵重珠宝首饰若干后潜逃。直到8月8日，阎瑞生在徐州被捕后解押到沪，经过几次提审，其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后于11月23日被判处死刑。
现实案件的破获不代表整个故事的终结，在民国时期十里洋场的上海，凶手阎瑞生是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银行高级白领，死者王莲英更是赫赫有名的“花国总理”，其大众关注度不言而喻。就在案件从发生到破获的几个月里，沪上《字林西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晶报》等中西文大小报纸都对其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追踪报道。除了新闻界的密切关注之外，民国文艺界对这起著名案件也可谓反应神速，就在阎瑞生被枪决的第二天（1921年11月24日），《申报》上已经出现了戏剧《莲英劫》将于“明后日”（11月25、26日）在大世界乾坤大剧场上演的节目广告，而在其同时或稍后，《莲英被难记》《阎瑞生谋害莲英》《麦田害莲英》《莲英告阴状》等以此案件为原型的京剧、话剧也纷纷上演。据电影史家李少白记述，当时“新舞台、笑舞台、大舞台、共舞台等相继将此案编成文明戏或时装京戏上演，而且各舞台为了竞争还大卖噱头，以至连演不衰，成了保留节目，时有‘阎戏’之谓”。此外，《莲英被害记》《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等书籍也纷纷出版，多附有当事人照片，可谓图文并茂、虚实相间。
漫画《囹圄中之阎瑞生》，刊于《时报》，1920年8月15日。（全国报刊数据库资料图/图）
在这一背景下，由杨小仲编剧、任彭年导演、中国影戏研究社制作的电影《阎瑞生》在1921年公映。根据该片编剧杨小仲回忆，电影《阎瑞生》中的“主角阎瑞生由陈寿芝扮演，阎原来也是一个洋行买办，和陈是至友，据说面貌也非常相像，陈的一些动作，也很能模拟阎的神情；王莲英由一个妓院出身但已从良的小姊妹扮演，她的丈夫朱某亦在戏里扮演了阎的朋友、朱葆三的儿子朱老五；邵鹏是当时的足球名将，也在洋行供职，他扮演帮凶吴春芳。”（杨小仲：《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
这部电影的更多选角细节披露于电影史家程步高的回忆中：“陈寿芝灵机一动，遂与朱老五商，邀饰王莲英一角。朱同意，四小姐亦首肯，以妓女演妓女，驾轻就熟，容易讨好，又是噱头。朱老五本是上海滩上的所谓白相朋友，欢喜玩新玩意，轧时髦，出风头，拍电影岂肯放过？当然要凑一角，兴致勃勃，扮一个阎瑞生朋友，在摄影机前白相白相。”（程步高：《影坛忆旧》）
这里的朱老五不是别人，正是现实生活中借车给阎瑞生的那位当事人，由此，现实案件与虚构电影冥冥之中被联系到了一起。加上影片《阎瑞生》选择实景拍摄（电影里还原了阎瑞生赌钱的跑马厅、王莲英居住的百花里、他们一起吃饭出入的西餐馆，甚至朱老五借给阎瑞生的那辆法国白色Delage汽车），这些卖点当时可谓“引爆”了整个上海滩，影片连映一个星期，票房收入七千多大洋，净赢利四千多大洋。而《阎瑞生》与另一部电影《红粉骷髅》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自制的最早的一批侦探故事长片。
实际上，在“阎瑞生案”发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有电影公司希望再度将其搬上银幕。案件发生二十年后，在报刊上仍时常能见到题为《阎瑞生有重上银幕说》（《青青电影》，1940年）的相关新闻报道或影片预告，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其实，直到案件发生近一个世纪之后，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2014年）也改编自“阎瑞生案”，只不过这部电影中多了大量夸张元素和荒诞色彩。
民国时期的侦探电影，有两类主要的题材来源。一类是现实案件，比如《阎瑞生》的原型，以及1922年上映的《张欣生》的原型（明星影片公司，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1922年上映）——轰动上海的“张欣生弑父逆伦案”。另一类则是侦探小说，这类电影改编的导演首推徐欣夫。
从拍摄中国第一部有声侦探片《翡翠马》（1935），到后来接连将“陈查礼探案”系列故事改编成电影（徐欣夫先后拍摄了《珍珠衫》《播音台大血案》《陈查礼大破隐身盗》和《千里眼》四部“陈查礼探案”电影），再到将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搬上银幕（如1941年的《雨夜枪声》），徐欣夫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侦探片导演“第一人”，还在他的电影中塑造了诸如号称“东方的华纳·夏能”和“中国的陈查礼”的徐莘园等经典本土形象。有趣的是，徐欣夫导演年轻时恰好客串过电影《阎瑞生》（在片中饰演一个包打听），其与侦探电影的缘分那时就已结下。
民国侦探小说家也有很多投身电影行业，比如程小青亲自操刀撰写、改编的电影剧本就有《窗上人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程步高导演，宣景琳、龚稼农主演，1931年）、《江南燕》（海岩影片公司，姜起凤导演，1932年）、《夜明珠》（国华影片公司，郑小秋导演，1939年），以及前文提到过的《雨夜枪声》（金星影片公司，徐欣夫导演，1941年）等多部。其中不少影片就取材自他自己最为著名的“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创作。
将侦探小说改编成侦探电影，是当今仍能普遍见到的常规操作或者叫“文学出圈”（雷米的《心理罪》系列、紫金陈的小说都不乏影视改编）。而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将侦探电影改编为小说的“神奇操作”。曾经以“李飞探案”系列小说驰名的陆澹安就改编过不少这类侦探“影戏小说”。具体来说，在1919-1924年间，陆澹安曾先后将《毒手》《黑衣盗》《红手套》《金莲花》《老虎党》等侦探电影改编成“影戏小说”。一方面，这些小说的发行与电影上映几乎同步。比如《毒手》1919年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大剧场上映四天后，陆澹安根据该片改编的小说《毒手》就开始宣传：“本馆前曾烦吴县陆澹安先生将剧中情节译成侦探小说……兹因《毒手》影戏又在大世界俱乐部映演，时再售特价一千部，每部大洋三角，爱观《毒手》影戏而欲知其情节及结果者，不可不人手一编也。”（《大世界报》1919年10月7日刊载广告）民国时期出现这种奇妙的“逆改编”现象，原因之一在于当时观众观影经验尚且较为有限，尤其是在面对以情节曲折复杂、追求不断反转的侦探类电影时，经常难以把握影片情节走向和变化，以至最终难以形成完满的观影体验。加之当时仍处于无声片时代，电影院如果对影片采取文字“间幕”或现场配音，需要一笔不小的额外开支，由此便催生了“影戏小说”这一特殊文学类型。在看电影前后，读一读根据电影情节改编而成的“影戏小说”，虽然难免“被剧透”，但总好过“看不懂”。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看，民国电影上映时经常附有“影片说明书”，这些“说明书”也会大概讲清楚整个电影的故事梗概，以帮助观众更好地选择和看懂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