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2月1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谷歌曾经以开放透明的公司内部文化而著称硅谷。员工可以查看公司几乎所有内部文件。但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谷歌期望将对敏感信息的访问限制在“
12月1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谷歌曾经以开放透明的公司内部文化而著称硅谷。员工可以查看公司几乎所有内部文件。
但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谷歌期望将对敏感信息的访问限制在“需要则知道”的基础上。公司高管们表示，他们一直在执行既定政策，而部分员工则认为谷歌公司文化“彻底崩溃”，关于谷歌内部文化的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每天早上，谷歌员工都会收到一份名为《每日内情》的内部通讯刊物。11月14日，谷歌首席律师肯特·沃克(Kent Walker)在该刊物上表示，这家有21年历史的公司已经发展得规模足够之大，允许员工查阅几乎所有内部文件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他写道：“当我们规模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全都在一个团队中合作开发一个产品，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做出商业决策。”“现在很难向一家拥有10万多名员工的公司提供所有事情的完整背景信息。”沃克的言论在谷歌内部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许多大公司会将对敏感信息的访问限制在“需要则知道”的基础上。但在谷歌的部分员工中，沃克言论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在一个内部消息论坛上，一名员工将这种数据限制策略描述为“谷歌文化的彻底崩溃”。一位工程经理对沃克的言论进行了长篇抨击，称其“傲慢且幼稚”。“需要则知道”的政策让我们失去了某种形式的信任和尊重，而信任和尊重又是在这里工作的重要内生动力。这位经理写道。
抱怨也演变成了直接行动。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一群谷歌编程人员开发了一个工具，员工可以选择在每次打开任何文件时都自动发送邮件提醒沃克。向沃克发出的大量通知是为了抗议沃克对员工职业生活细节的控制。
“在数据安全政策方面，我们从未打算阻止员工分享技术知识和信息，我们也没有限制任何人讨论公司举措或提意见，”谷歌一名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用户、业务和客户信息，这些活动必须符合我们的数据安全政策。”
这些行动只是近两年谷歌持续出现内部冲突的最新态势。去年秋天，约有2万名员工因该公司对被控性骚扰高管的慷慨行为而举行了罢工，还有一小部分员工因谷歌为美国军方开发产品而辞职。今年早些时候，谷歌聘请了为如何打击公司劳工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IRI顾问公司;最近还以违反访问敏感数据相关政策为由解雇了四名员工。
谷歌员工的反抗程度到底达到何种规模很难衡量。公司层面试图将其描述为来自公司低层一小撮不满者的行为。谷歌内部留言板也没有单方面支持反抗的信息。一名员工在内部留言板上写道：“我们希望在进入职场后专注于我们的工作，而不是每隔几天就应对一轮新的愤怒，或者就支持或反对谷歌最新项目的请愿书进行投票。”
不过，该公司似乎陷入了一个抗议逐步升级的怪圈。沃克的批评者说，他11月14日发表的邮件内容是对谷歌最显著特点之一——内部绝对透明度——的广泛侵蚀。根据对十多名现任和前任员工的采访结果并综合相关内部信息，这场斗争表明谷歌高层与部分员工之间缺乏信任。
当谷歌不断发生变化时，冲突也随之而来。12月3日，2015年接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成为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负责人。其升迁标志着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积极参与公司运营宣告结束，而正是这两人创立了谷歌独特的内部文化。
皮查伊有时支持内部行动。他在员工抗议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时发表了讲话，并就谷歌内部发生性骚扰事件向员工道歉。他手下的高管们多次会见批评公司参与军方工作的员工。但据一位曾与谷歌合作的人说，一些谷歌管理人员早就对内部激进主义失去耐心。据其中一名员工透露，高管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与持不同意见的员工代表会面了。
沃克在《每日内情》上撰文指出，组织必须随着发展而改变。但他同时指出，他所描述的政策一直都存在。“从谷歌的早期开始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写道。这尤其激怒了几名长期在谷歌工作的员工，他们在内部留言板上表示，沃克的言论与他们自己的记忆不相符。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一事件表明他们对领导层的信任出现了更大范围的崩溃。
谷歌技术项目经理布鲁斯·哈恩(Bruce Hahne)说：“我想要相信执行管理层说的一切——披露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什么都不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目前处于这种状况。”
51岁的哈恩并不满足谷歌管理层对内部抗议者的安抚。他于2005年加入公司，只比皮查伊晚了一年，来谷歌的部分原因是自己被公司组织世界信息的使命所吸引。在公司无数的争议中，他的梦想逐渐破灭。在一篇网络文章中，哈恩将谷歌比作一台“流氓机器”，“最初是为了善意而创造的，但本质已经变得腐败且具有破坏性”，其很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人工智能电脑Hal 9000。“你不会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流氓机器，”哈恩写道，“相反，你会想出一个计划，禁用机器的部分功能或者拆除故障零部件，然后试图对机器重新编程，使其达到最初的目的。”
20年前谷歌成立时，它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企业实践。员工可以查阅公司几乎所有的内部文件。例如，从事谷歌搜索工作的程序员可以深入谷歌地图的软件框架中，复制一些代码来修复bug或调用某个功能。员工还可以查看头脑风暴会议中的笔记、项目评估结论、计算机设计文档和商业层面的战略计划。当然，这种开放性并不适用于用户信息等敏感数据。
这个想法源自开源软件的开发。覆盖范围更广的编程社区通过向任何有想法的人免费提供代码来协作开发。这种理念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这种相互关联的工作方式是谷歌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7月之前一直在谷歌工作的软件工程师约翰·斯潘(John Spong)如是指出。
就在2015年，谷歌还在人才招聘以及公关策略中炫耀自身的开放性。“至于透明度，这是我们所做每件事的一部分，”时任谷歌公关负责人的拉斯洛·博克(Laszlo Bock)在当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他当时指出，员工可以随时访问软件文档，并表示员工“有义务发出自己的声音”。
谷歌的开放性对公司内部活动家来说也很有价值。他们遍历公司的系统，寻找有争议的产品开发证据，然后在同事中传播自己的发现。此类调查是针对谷歌参与军方项目发起抗议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行动的一些人被称为“内部记者”。
但谷歌管理层会有不同的看法。去年11月，谷歌解雇了四名工程师，称他们一直在“系统地搜索其他员工资料和工作”，包括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外搜索、访问和分发业务信息。这些工程师说，他们积极参与了一场反对谷歌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合作的内部活动，并否认违反了公司的数据安全政策。
被解雇的员工之一丽贝卡·里弗斯(Rebecca Rivers)表示，她最初只是登录了向所有员工开放的谷歌内网，并在谷歌云平台输入“CBP”和“GCP”。“就是这么简单(就进去了)，”她说。她说：“任何人都能轻易发现它。”
谷歌在一封描述解雇事件的内部电子邮件中，指责一名员工未经允许跟踪同事日程表，以一种让目标员工感到不舒服的方式收集有关私人和工作会面的信息。最近被解雇的员工之一劳伦斯·伯兰(Laurence Berland)承认自己曾访问过公司内部日程表，但他表示这些日程表并不是私人的。他通过这些邮件也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即公司正在审查并“协助监视”维权员工。伯兰于2005年加入谷歌，他补充说，他觉得公司是在惩罚他，因为他违反了一项莫须有的规定
谷歌拒绝透露被解雇的四名员工身份信息，但公司发言人说，跟踪日程表的人获取了未经授权的信息。
其他员工说，他们现在不敢点击其他团队或部门的某些文件，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受到惩罚，谷歌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员工将这些政策解读为公司试图打压对某些项目的批评，而员工人认为这些项目违反了公司的行为准则。这些员工引用了代码中积极鼓励异议的条款:“不要作恶，如果你看到你认为不对的东西，就大声说出来!”哈恩说，员工们“试图在公司内部报告有问题出现，但在某些情况下谷歌并不提倡这些信息的出现。”他说，谷歌办公室里现在有一种“恐惧氛围”。
谷歌宽松的工作场所文化是硅谷就业品牌的典范。但是透明度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苹果和亚马逊均对员工的工作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制，以免敏感项目的细节泄露给竞争对手。开发手机摄像头的工程师可能不知道开发操作系统的同时在做什么，反之亦然。类似限制在政府业务承包商和其他常常需要与谨慎客户打交道的公司也很常见。
传统上，谷歌的商业运作细节并不需要这种程度的保密，但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谷歌的云业务尤其需要说服客户，公司可以处理敏感数据并自如应对各个独立项目。这使谷歌与惯于保守秘密的竞争对手更为相似。谷歌内部的抗议活动本身也引发限制的层层加码，因为高管们希望切断活动人士的工具，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人士是在恶意操作。
谷歌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调整一种已经扎根了20多年的内部文化相当微妙。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去年10月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次活动上表示：“如今员工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性要高得多。”
哈佛大学商学院领导与管理学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son)说，在接轨传统企业的过程中，谷歌要说服对此不情愿的员工，其理想主义的历史反而增加了高管的工作量。她说：“如果你要做一些被认为是改变以往惯例的事情，你必须解释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
谷歌前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办公软件初创公司Humu首席执行官的博克认为，谷歌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或许Alphabet是一家与过去不同的公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份备忘录。”(腾讯科技审校/皎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