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9月，由体育总局参与联合拍摄的电影《夺冠》上映。这部一举拿下超过8亿票房佳绩的热片，曾闹出一段小插曲。据说片中曾有搞笑镜头，是
2020年9月，由体育总局参与联合拍摄的电影《夺冠》上映。
这部一举拿下超过8亿票房佳绩的热片，曾闹出一段小插曲。据说片中曾有搞笑镜头，是饰演“陪打教练”的彭昱畅嫌食堂不给鸡腿吃大吵大闹，夺过女排姑娘的鸡腿就啃，引发人物原型、功勋教练陈忠和不满。
在一封网络曝光、后来也无人辟谣的信中，他恳请有关领导，停止某些人“商业运作”，将其名字、肖像、所有关于他的情节拿掉：
我陈忠和是怎样的人，中国排球界、国际排球界知道，国家知道、人民知道。
最终，剪完的成片，由《中国女排》更名《夺冠》，袁伟民、陈忠和及所有老女排成员名字无一露出。影片上映后，前女排球员杨昊发声犹如项庄舞剑：
一打开微博看到好多留言，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秦鉴君看了这部评论冰火两重天，被调侃是《郎平传》的片子。其中，从美国带回现代训练理念的郎平，新一代“超巨”且真人出演的朱婷令人印象深刻。
谁也没有想到，彼时如日中天，刚刚于2019年11连胜卫冕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在东奥会收获三连败，黯淡出局。被寄予厚望的朱婷，首场比赛仅得4分。
赢球时举杯相庆，万众抬轿，输球后就要揪一个罪人出来了。
很多人都问：朱婷手腕有伤，为什么非她不可呢？
诡异的是，就在女排出线无望，郎平作出“朱婷休息”的部署后，中国队反而精神抖擞，接连击败意大利和阿根廷，与之前的梦游表现判若两队。
吃瓜群众都能看出的问题，日常训练就应该发现致命隐患，铁榔头看不出来吗？
郎平此行带上5个主攻手，难道不是未雨绸缪？
有好事的日本记者把镜头凑过来，爆料说郎导一直不想上朱婷，可是上面领导和赞助商说朱婷必须上，朗导拗不过。
在国内大环境里泡了这么多年的郎指导，肯定不会说这种话的。可如果这话不是捏造，又是谁放的风？
接着就有更多好事网友翻开录像，一帧一帧扒出“蛛丝马迹”。
有人说前几场指导时，郎平经常瞪或者看，那位传言要接班的助理教练安家杰，比赛风格更像是后者排兵布阵，“郎导已被架空”。
还有人抓住一个镜头，中国对阿根廷时最后一个球，镜头对准张常宁，她先是看向郎平的方向，后又转头看了安家杰，表情“耐人寻味”。
至于被安家杰提拔的自由人，那位压着名将林莉倪一头的王梦洁，此次比赛蜜汁表现仍主力雷打不动，被群嘲“买了什么票可以在场上看球”，也被质疑是关系户，是想借老队员的实力“摘桃子”。
最新信息是，我看到有人爆料“内幕”说：郎平接手球队时曾和组织达成协议，由她承担人员薪资等，打出成绩后的广告分成，按协定来。但这些年成绩出来后，争利益的各方力量就多起来。特别是，东奥会前，排协背着郎平，和各方签订了广告协议，且郎平等不得另外签合同，直到前往东京时女排队员才被通知。该协议规定的最低条件是小组出线，于是郎平等愤而输球。
这段“内幕”我是存疑的，从郎平和队员们哭成泪人看，我相信，至少“故意输球”是站不住脚的。
但毋庸置疑的是，郎平接手球队后，中国女排的商业价值大大提升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长期来女排一直面临“人才断档”的忧患。2013年，前女排队员惠若琪曾在一场活动吐槽说：
排球运动员一年的薪水，还赶不上篮球队员一场球的工资。
甚至郎平自己，也曾多次“自掏腰包给队员买蛋白粉、包春节红包”。大概是有过美国从业经历，回国后的郎平，一直致力于推动女排职业化，开始有意识培养朱婷这样的超级巨星，力挺女排对接商业活动。
大白话说，只有让未来年轻人看到“钱景”了，才能后继有人，中国女排才能长盛不衰。
但是，商业化的女排，其利益背后的纷争和撕裂，却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这样的故事版本，田亮等运动明星曾多次上演。
众所周知，运动员的商业活动，是需要经过上级审核，甚至由管理部门代理的。而管理部门主导的商业活动，与球员私接业务的“擦边球”，往往是引发冲突，甚至决裂的导火索。
2005年，跳水王子田亮就因走穴过多，“屡教不改”，被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开除。
2014年，刚刚夺取亚运会冠军的宁泽涛，私下与伊利签下合作，却未料游泳中心领导与蒙牛签下集体合同。领导要求宁泽涛与伊利解约，遭拒绝，宁泽涛随即遭受饭卡消磁、被迫搬离宿舍、个人训练叫停的系列处罚。两年后里约奥运会，身体和心理状态堪忧的宁泽涛，爆冷无缘决赛。
即使一代天骄的姚明，也不能例外。2003年，赞助中国男篮的可口可乐，将姚明、巴特尔、郭士强三人头像印在瓶身上。而令姚明尴尬的是，他的个人赞助商却是可口可乐的对手百事可乐。迫于无奈，姚明将可口可乐告上法庭，索赔一元。在由媒体人撰写的传记《姚明行动》中，姚明吐槽说，他登陆NBA后，每个休赛期都要跟着国家队，打大量盈利性质的热身赛：
“打那种比赛让我感觉中国男篮就是个马戏团，到处去取悦赞助商，但我不是个小丑。”
女排兵败东京后，有媒体7月31日发文《世界杯后狂接24个广告！热搜不断代言不停，是这些榨干了中国女排？》，暗戳戳来了这么一句：
“教练队员社交媒体沦为广告宣传，拍电影熬到身体吃不消”。
这其中，有多少是多方达成共识，有多少是奉命行事，并不清楚。
从公开信息看，也是早有风起，吹皱一池静水。
就在去年1月，疫情初发，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排球协会突然发布一则“维权”声明，称个别企业和商家，利用中国女排名义，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女排集体肖像、中国女排成员个人形象或相关标识、文字进行商业宣传，严重侵害了中国女排及女排成员的合法权益：
“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其中所指，意味深长。
与之相关，也是这个7月，郎平、朱婷、张常宁等均被曝出个人承接商业活动或广告，秋后“问罪”的舆论意图跃然纸上。
如今，一切随着郎平一句兵败“主要责任在我”暂归平静。
她提到了对排球的眷恋，为国出征的光荣，而后紧接着这样一句话：
让我觉得干得实在是太累了。
是功是过，只能交给人心评说了。
都德在小说《最后一课》中写道，那位曾被小主人公厌烦的老师，异常珍重地告诉同学们：“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
郎平对中国女排的最后告白，同样是热爱。
却不知道她的最后一课，人们能听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