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余英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了，这一次以逝者的形象出现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所幸的是，老人走得很安详
余英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了，这一次以逝者的形象出现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所幸的是，老人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里离开的，没有受病痛的折磨。
余英时是一名专业的历史学者，出生于1930年，祖籍安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之后又辗转到香港新亚书院读书，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哈佛大学，师从著名学者杨联陞教授。如果说他从钱穆那里学到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考证推演，那么这次哈佛之游无疑使他深刻地了解并掌握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方法。之后，他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教授，并曾一度返港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当然，他最后的归宿还是普林斯顿。在这里，他用上了爱因斯坦留下的办公桌，还收了一名和他一样优秀的学生——以《万历十五年》蜚声海内外的黄仁宇。
余英时的著作非常多。但无论是较为通俗的《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还是比较专业的《朱熹的两个世界》都是人文学术领域里难得的畅销书。广西师范还专门为其著作出版了一个专辑。之所以能获得这么高的销量，主要原因就在于作者不仅学术功底深厚，而且其文笔相当不错，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以深入浅出地方式展现出来。阅读他的书即使不了解学术史背后的公案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
历史学家都有个通史梦，就像司马迁一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余英时显然也想打通古今的壁垒。不过在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根本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完美的通史著作。聪明的余英时果断放弃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方法，而是选择从各个年代选取专题，以点带面，贯通古今。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从秦汉的经济贸易到魏晋文人士子的风气和思想，从政治制度评判到思想文化史研究，从商人的墓碑到红楼梦的文本，从朱熹的日记、章学诚和戴震的公案到近现代的陈寅恪的诗文、胡适的日记，他都有过专门的论述。晚年，他还出版了一本《论天人之际》以填补自己学术思想史在先秦领域的空白。这样一来，从先秦到近现代的历史，他都有了相应的著述，勉强算是贯通古今了。在曾经的一个访谈视频中他透露在准备做唐代方面的研究，可惜就如胡适的后半部哲学史一样，至今也没有下文。
余英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师从钱穆，钱穆又曾受过吕思勉的指导。而平时余英时挂在嘴边的却是另一位史学大家陈垣，他又利用业余时间把陈寅恪的晚年诗文做了一番细密的考证。这样20世纪中国最为出色的四位史学大师都和他发生了某种渊源。虽然他并没有以继承者的姿态自居，不过普通读者看到他非同一般的学术经历，难免发出一种名门之后的感慨。
著述等身的余英时一生获得过很多奖项，但克鲁格终身成就奖显然是他最为看重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奖项，其金额达到了150万美金，还因为它有着人文学界的诺贝尔之称。这无疑象征着余英时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研究的最高峰。当然他的研究也不是毫无瑕疵的。
余英时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曾经撰写时评，他自称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却喜欢评头论足。他在历史领域的研究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但在时事评论领域却说不上多厉害，文风霸道蛮狠，往往不着边际，譬如他对郭老和钱穆的比较研究，很明显袒护其师，有欠公允。为了贬低郭老，他还篡改了文献，污蔑郭老抄袭，被学者以切实的证据指出来后他也不做任何回应。这算是大学者的大醇小疵吧。
但学术界对其的总体评价还是蛮高的。前几年有位学者胡文辉曾经以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形式对近现代中国人文学者来个了座次排名。他对余英时颇为推崇，以之为神机军师朱武。排名第三十七，貌似不靠前，但要知道这是七十二地煞之首，意味着将之比作了继老一辈学者王国维、陈寅恪之后的新生代魁首。
余英时曾经写诗歌悼念他的老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如今他自己也成了一缕荡荡悠悠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