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岁前，阮定东都活在冰冷刺刀的威胁下。如今，垂垂老矣的他，坐在椅子上复述那段噩梦般的记忆，手不自觉地攥紧。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日上午，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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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前，阮定东都活在冰冷刺刀的威胁下。
如今，垂垂老矣的他，坐在椅子上复述那段噩梦般的记忆，手不自觉地攥紧。
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日上午，阮定东将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公祭活动。
往事像一根丝线，把他们聚在一起，如今他们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幸存者。
82年已逝，硝烟渐散，当年亲历者一一故去，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78人。
但往事并不如烟。
苦难过后，还有无数人在为之奔忙，只为前事不忘，只因历史永存。
爷爷的名字被刻上墙
南京大屠杀那年，阮定东还在襁褓中。
那天，爷爷阮家田带着全家逃难至燕子矶江边时，被日本兵刺伤了大腿及腹部，因伤势过重，不幸逝世。
被战乱改变的生活，也影响了阮定东的人生选择。从小，他就有要当兵保卫国家的志愿，满了18岁后，阮定东参军到了部队，19年后才回到家乡。
2013年，纪念馆将爷爷阮家田的名字刻上了遇难者名单墙后，全家从此有了祭奠亲人的地方，也了了阮定东的心愿。
从2013年至今，通过4次公祭日活动，阮定东与许多幸存者有了更多的联系。最让他感触的，是常志强的故事，“每次说起他的故事，我都忍不住要流泪啊。”
阮定东常常告诫后人，要了解这段历史。这次，他叫上侄孙阮超陪同他参加公祭。“我们后人也要接力传播这段历史。”阮超说。
已经96岁高龄的王义隆，对于往事，难得再提起一次。如果没有人问，他从不主动回答。
在这场难得的聚会上，他才缓缓张口。“这里被日本人砍了一刀。”摩挲着衣角，他讲起自己的遭遇。
1937年，王义隆一家在建业路开烧饼铺，当年8月开始，日军飞机不加区分地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整座城市危机四伏。
有一天，王义隆出去买米，不幸被日军发现，日本兵随即就是一刀，砍在王义隆的头上，因为弯刀没有拔出来，带着皮套，王义隆活了下来。他的脑部至今仍留着那一道长长的刀疤。
“现在我也没什么心愿了，活到这个岁数，该干嘛就干嘛。”王义隆说。
“我的母亲是英雄”
12月4日，79岁的陆玲又来到南京雨花墓园，当天是陆玲母亲的忌日。2004年12月4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离世，时年86岁。
“巧的是，这一天，也是大屠杀时母亲进入安全区的日子。”陆玲摇了摇头，“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吧”。
不到60平方米、旧式格局的老房子里，来了四五个人便显局促。陆玲2004年搬到这里。陆玲很遗憾，可惜妈妈没能住进来。
聊起母亲，陆玲顺手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来一张打印的旧照片。那是1951年，《新华日报》登载的李秀英和陆玲姐弟的合影，标题是《英勇不屈的母亲》。
看着陆玲的眉眼、神态，和她操着浓浓的南京口音，就如同照片中的李秀英坐在眼前。
事实上，李秀英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82年前，7个月身孕、只有17岁的李秀英不堪受辱，与3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她成为那段悲惨历史最有力的见证人。
“她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真正意识到母亲在南京大屠杀时期遭的罪，还要等到陆玲上小学的时候。1951年，害羞的陆玲拽着母亲的衣角，第一次跟着母亲去学院里作报告。
台上，母亲讲着讲着就痛哭流涕，压抑多年的委屈在众人面前爆发，台下的听众也哭成一片，陆玲好像第一次认识母亲。
“谈一次，就哭一次。”姐弟中，她最常听母亲的故事，也最能感受母亲的悲伤。
母亲把她当作了“后继者”。除了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奔走宣传，李秀英也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勇敢地站出来与日本政府打官司，这一路上，陆玲一直陪伴着她。
李秀英离世后，陆玲找到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踏上了她的赴日作证之路。
“在我眼里，她就是英雄。”陆玲说，母亲坚韧勇敢的性格一直影响着她。
眼下，她还经常拿着笔复述母亲的故事——一盏台灯，涂涂改改的稿纸，笔下都是陆玲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据统计，1994年以来，累计有55名幸存者赴日证言，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受身体条件所限，无法继续赴日作证，很多像陆玲一样的人接过了上一辈的责任。
为历史真相奔走
29520——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门口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着今年以来的来访人数。
博物馆位于南京安德门大街48号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小楼里。穿过小巷，才能发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几个漆黑的大字招牌——这个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耗尽了创立者吴先斌13年的心血。
吴先斌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南京经营着一家装饰工厂。博物馆2006年开业时，里面装满了他个人四处收集来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藏品和书籍。
馆里有一面占到场馆建造成本三分之一的烈士姓名墙，是吴先斌花了大价钱特意制作的。“这点钱比起人家用性命保卫我们这座城市，不算什么。”吴先斌语气洒脱。
在最初的40多年里，历史真相被蒙上厚厚灰尘，鲜有人知道或提及在南京发生的这桩惨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唤醒冰封许久的“南京记忆”，关注幸存者工作全面展开。
眼下，在他看来，有两件事情是他多年工作中不能懈怠的，其中一个就是文物和资料的收集，“它们是无法用钱衡量的”。
相比文物，吴先斌更重视口述史，“文物我今天不买，它还存在世界上，但老兵口述史不一样”。吴先斌和团队采访的老兵中，年龄最大的是112岁，最小的也有80多岁。采访要跑到全国各地，“去年全年，两辆车加起来跑了四万多公里”。
通过这样的“抢救式”采访，他们采访到约2000多名老兵，形成的影像资料达到三四千小时、文字约2000万字。这些老兵口述史，也会被捐至其它博物馆，例如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就被无偿捐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曾经有人对吴先斌的判断是，“最多就撑三年”。但多年下来，这间博物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还开办了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量高的时候可以到4万。
如今，随着博物馆的积累，吴先斌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社会期待值的增加，让他压力更大，为此，他专门学习了专业的陈列知识：“博物馆一定要有自己的味道，要让人看得下去，让历史在这里沉淀下来、传播开来。”
【记者】曹嫒嫒
【统筹】谢苗枫何雪峰曾强
【海报设计】喻焰
【拍摄】吴明
【剪辑】罗斌豪
【实习生】刘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