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韩贸易争端突起 经济冲击不可小觑
（原标题：日韩贸易争端突起，经济冲击不可小觑）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波及，2019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赤字达到8888亿日元，接着2018年下半年已连续两期赤字高悬。如果日韩经济摩擦全面爆发，必将带来更大的冲击。
7月1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对韩国的三种半导体材料实施出口管制。公开的理由在于，这些材料具有军民两用性质，鉴于韩国企业在过往对朝鲜制裁中宽严不一的不良记录，材料有可能被转移至朝鲜等第三国，进而损害日本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日本将韩国暂时移出最低贸易限制国家的“白名单”之外。韩国则针锋相对，认为这一责难缺乏“明确的证据和事实”，断难接受。
一时间，日韩关系急剧恶化，且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都指责对方政府和领导人煽动民意、利用舆论，借机凝聚人气、转移焦点。韩国政府对日方举措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在宣示立场、双边交涉的同时，韩国已将其诉诸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层面。7月9日的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中，韩国政府已经就日方出口限制措施问题，阐明本方立场，并已提请世界贸易组织在7月23~24日的总理事会会议中再次将该议题列入会议议题。此外，韩国政府不但向美国派出高官争取支持，甚至提议联合国安理会对此问题开展调查。
积怨已久，事出有因
尽管此次出口管制事出有因，但对其原因，日韩双方的官方立场却截然相反。韩方认为，这无非是日本在强制征用赔偿问题上未能如愿，故而巧立名目，改头换面对韩国实施制裁。而日方则始终强调，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出口管制从一开始就不是对抗措施。
可以说，日本此次对韩国的出口管制铺垫已久、酝酿多时。近一个时期来，两国关系持续走低，彼此的不满情绪日渐淤积，终将爆发，只不过是以何种形式和名义而已。
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上任之后，日韩关系龃龉不断。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两国政府达成的慰安妇协议出现了重大的反复。2018年年底，韩国最高法院就强制征用劳工向日本制铁（原新日铁住金）和三菱重工等日本企业作出赔偿裁决，而日方则认为这与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相违背。2018年12月，在能登半岛，日本海上自卫队遭到韩国海军火控雷达照射，两国各执一词。今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判定韩国禁止从日本福岛等8县进口水产品的行为并不违规，日本对此虽心有怨言，但勉强接受，引而不发。
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各自的关注焦点和核心诉求，在韩方为“尊严”，在日方则为“信任”。日方认为，韩国屡屡出尔反尔，缺乏对国际协议的尊重，因而难以对其给予足够的“信任”。韩方则主张，这些问题关系到人格尊严、民族大义、国家威望，不应等闲视之。对于日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文在寅总统将其批判为“两国关系发展历史上的倒施逆行”，“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相互依存和共生关系不断积累的韩日经济合作体系的破坏”，甚至将其提高到“妨碍韩国经济增长”的高度。
在日韩两国，“嫌韩”、“厌韩”与“反日”、“仇日”的情绪虽不是主流，但都始终挥之不去、难以根除。2019年是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一百周年，民族感情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一背景下，此次的出口管制及其后续发展固然是双方显示态度、宣泄不满的一种表现，也确需谨慎行事。
冲击初现，前景未卜
在此之前，日韩关系恶化的经济冲击已经有所显现，但随着此次矛盾的激化，有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2019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数量下降了3.8%，尽管绝对数仍达到386万，但下降幅度不但远远高于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更与中国内地（11.7%）、泰国（12.7%）、越南（30.3%）的迅猛上升势头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韩国国内，近期已经出现了“抵制日货”的风潮，优衣库、无印良品、宝矿力水特、朝日啤酒等日用消费品的日本著名品牌均遭波及，大小超市的日本产品纷纷下架。根据7月18日发表的舆论调查，韩国国内参加“抵制日货”运动的受访者已经达到54.6%，比前一周又上升了6.6个百分点，而今后有参加意愿的比例也已经上升到了66%。另据韩国盖洛普的最新民调，当前“对日本持有好感”的韩国人仅为12%，为历史最低，而“不持好感”的比例则高达77%。而在日本国内，类似的情绪同样也在蔓延。《产经新闻》与富士新闻网（FNN）于7月14~15日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高达71%的受访者“支持”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不支持”的仅为15%，不认为“韩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的受访者更是高达75%。
日韩经济高度相互依赖，虽不平衡，但谓之“唇亡齿寒”并不为过。2018年，韩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为203亿美元，而中间产品的赤字就达到151亿美元，约占整体的四分之三。据媒体报道，三星电子已通知国内的关联企业增加日本产零部件的库存，以提早应对日本可能进一步扩大对韩国的出口限制。韩国企业要想真正“脱离日本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实现进口的多元化，走上国产化的道路”，恐怕颇为艰难，相关表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族气节和官方立场，在实际过程中代价高昂、成本巨大，在短期内几无可能。
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波及，2019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赤字达到8888亿日元，接着2018年下半年已连续两期赤字高悬。如果日韩经济摩擦全面爆发，必将带来更大的冲击。
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的今天，这一出口管制及其造成的外溢影响将不再仅仅局限在两个国家、少数产品上，对苹果、戴尔等别国企业，以及电子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也将产生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贸易气氛整体趋向保护主义的背景下，这一突如其来的负面影响更显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出口管制尚未达到“贸易制裁”的级别。而即便是“贸易制裁”，从世界各国过往的历史来看，除了工具性、器物性的目的之外，更多地带有道德性、象征性的目的，为的是展示对他国行为的不满、抗议、惩戒等姿态。不消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也往往在所不惜。从这个意义上，单纯地谈出口管制造成的经济损失事实上意义不大，更何况目前这尚在双方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源于政治化，归于政治化
鉴于前述的分析，此次出口禁令固然表面上是贸易领域的摩擦，但实则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又一个鲜活案例。遗憾的是，贸易又一次作为政治纠纷的“出气口”和“替罪羊”。既然问题源于政治化，那么其缓和也只能求诸政治化。类似的贸易摩擦不管如何剑拔弩张，终究要回到以外交手段解决的轨道上来，也终究只能通过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决断才能真正平息。单纯官僚层面和技术领域的交涉和谈判，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至多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事实上，日韩双方7月12日已经在位于东京霞关的日本经济产业省进行过两国事务级别的“说明会”，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最终被延长到五个半小时，也无果而终。且会后双方还为会议室的档次和整洁程度、桌椅的摆放、该穿西服还是短袖衬衫等“待遇”和“礼节”问题争执不下。
对于同在东亚的这两个重要盟友，现任的美国政府与前几任政府有所不同，似乎暂时也缺乏从中积极调和、斡旋的意愿。对于美国而言，相比左右安抚或作为仲裁人判定错在何方，更重要的是防止这一经贸争端进一步螺旋上升乃至无限扩大，超出可控范围，进而影响到自身在亚太的战略利益。
不少评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和韩国的一个个镁光灯下的高调进展不同，安倍政府似乎相形见绌。在7月21日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安倍政府刻意突出外交安保议题，或许有助于缓解选民对于“安倍经济学”老生常谈的“审美疲劳”。倘若如此，则这一摩擦有望在选举之后逐渐平息。但从目前态势来看，双方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缓解情绪。日本外务大臣与韩国驻日本大使最新见面时的“非常规”冲突即是明证。
有声音认为，日韩关系已经到了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这或许又过于悲观。应该看到，日韩关系具有“脆弱”与“坚韧”的双重性。说其“脆弱”，源于其特殊的历史关系、国民记忆和民族感情，任何一个小的波动和挫折都有可能掀起巨大的波澜；说其“坚韧”，是因为这一双边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历跌宕起伏，也数次下滑乃至探底，但始终斗而不破、怨而不断，具有极强的“自愈力”。希望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和意愿有助于两国渐渐平心静气，正视分歧、化解矛盾，妥善处理争端。无论是两国所在的亚太地区，还是整个世界，近来在经贸领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激浪过去、风雨停歇，共同创造风平浪静的区域和全球环境，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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